明宝贤堂帖中的宋克与明代草书
时间:2015年0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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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大学馆藏宝贤堂集古法帖

      朱钟铉,明太祖朱元璋曾孙,正统六年(一四四一)嗣封晋王,好博古,喜法书。朱钟铉以《绛帖》岁久断脱,于明弘治九年(一四九六)令子奇源将旧藏所传名人墨迹摹刻以传,称《宝贤堂集古法帖》。明代王进、杨光溥、胡汉、杨文卿选集,宋灏、刘瑀摹刻。

      朱奇源自云:“臣幼好法书,父王因臣所好,命臣采择古今字帖之佳者,集成巨册,因名之《宝贤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刻石原存晋藩王府,明末毁损严重,石多散失。清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太原知府宗彝在太原府署后圃建宝贤亭贮藏,并增刻宗彝、王京乘二跋石。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阳曲县令戴梦雄和书法家傅山一起在残帖基础上补刻五十余块刻石,后将新旧石刻一百八十余块,依序排列存藏。清末移置“晋阳书院”,民国年间又移置“山西省督军府署”后又转存“傅青主祠”。一九四一年增刻郑友渔撰书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后序》两块。一九八〇年,刻石迁至永祚寺碑廊。永祚寺碑廊内刻石一百五十六块,其中明代原石九十三块,二十七块为明代原石两面刻字,又有二块为利用金代以前《绛帖》背面又刻《宝贤堂帖》两幅。

      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藏《宝贤堂集古法帖》为保存较好、内容最完整的原石明拓残本,共一百六十六帖幅,十二卷:卷一古代法帖,卷二晋代至明代帝王书,卷三、四、五东晋王羲之书,卷六、七王献之书,卷八晋代名家书,卷九南朝宋至南朝陈名家书,卷十唐代名家书,卷十一宋代、元代名家书,卷十二明代名家书。每四卷为一册,共一函三册,大开本,连心裱,经折装。页高33c m,宽28.5c m。封面有“积善堂藏珍”朱文方印,首册《皇帝奉书》页有“宁武南氏家藏”朱文长方印,可证曾为积善堂与宁武南氏所藏,法帖拓墨浓重,是典型的明代“浓墨本”,其字迹清晰,保存完整,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欣赏价值,其中尤以卷十二收录的明代书迹刻画最为详尽,为我们研究明代书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宝贤堂集古法帖录宋克书

      《宝贤堂集古法帖》卷十二,共收录明代著名书家:宋克、沈度、解缙、胡俨、陈敬宗、钱愽、沈为忠、黄翰、张弼等九人的书法作品,其中尤以宋克为最。

      所收宋克作品笔势劲健,风貌简古。在用笔上,章草间杂隶书的波磔与今草的映带,古宕奇巧,虚实相生,开合的波磔将连贯的节奏分割开来,使之在起伏顿挫间,具有更加丰富的变化。如“暑天长日,谈笑尽日,焚香鼓琴,狂书痛饮”一行,“长、笑、焚、鼓、书”五字将之划分为轻重强弱不同的几个部分,又用紧密的字距将其气息连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捺的强调,明快了节奏,更靠近章草的本源。特别是作品中六个“之”字,虽字字不同,但对捺的注重,为整篇作品带来了丰富明朗的节奏感。在结体上,此作平和间见欹侧,沉稳中有奇趣,将隶书的宽结与行楷相结合,韵味无穷,颇有古拙之气。如“琴、密、因、遂”等字,平中带奇,打破了传统上章草由隶书转变而来的固有的平正和单一,利用紧密的字势关系,巧妙地将字的欹正带入到全篇当中,即稳定了字形又丰富了章法,灵动了通篇的气韵。在章法上,此作通过字势的倚侧变化,大小错落,将呼应关系含蓄的包容在字里行间,如“古人云:彼无故而交者,则无故而离,今则有故也。彼昔之未密者,不相知也。”一段,如曲径通幽,引人入胜。

      此作为手札,随情适性,轻松的书写中,不经意间流露出宋克在章草方面的诸多创意,为宋克的精品之作。

      宋克于书画之道俱有极高的造诣,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宋克家藏丰富,藏有大量的历代书家真迹,这为其提供了深厚的艺术土壤,在其习书之初就有了较高的起点和眼界;其二得到当时客居吴地的书家饶介的亲授,书艺大进。从此渊源而言,其师承系元代之余绪,宋克得之于饶介,饶介得之与康里巎巎,康里巎巎又得之于赵孟頫。而从其取法的根源上讲,则继承了二王之传统。

      宋克章草书风延续着元代复兴章草的潮流,通过饶介继承了康里子山的笔法,并参以己意和古趣,形成新的风格。宋克章草取法自皇象的《急就章》,并对其有深入的研究与创新。

      康里一脉和杨氏书风中的草书糅合章草的用笔特征发展到宋克时,宋克以其章草之专长,将章草、今草、狂草的用笔与结体完全混融,形成新的草书意境,实现了从元末到明初草书的传承和转变。观其风格的演变,先自二王、米芾之处汲取营养,结体严谨,在王羲之之“秀妍”和米芾之“欹侧”的基础上更加跌宕之态,后又增加了怀素的连绵体势和康里子山的奇崛刚毅,强化了字形之变化,使转更为迅疾,点画更为劲健利落,用笔上把章草笔法糅进狂草中更为自然,在“纵势”中的草法间入“横势”的隶法而了无痕迹,更显雄浑之气。正如于右任先生评曰:“以仲温之天才,决非月仪豹奴等帖所能拘束,而欲创为大草,则不得不求材于今狂,此《壮游诗》写法这所由来也。故此种草,谓之为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则可,如谓为章草,则误矣!”

      于右任先生所谓“古今草书中之混合体”,正是说其在草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以今草、狂草与章草相融,跳出元人草书藩蓠,成为元末明初草书创新之集大成之作。解缙评宋克草书如“鹏搏九万,须仗扶摇”,可见其在明代成就和地位。

      宋克草书与明代草书

      正如黄惇先生评价“宋克的楷书与草书,对明初的书坛甚有影响。陈璧、解缙、沈度、沈粲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他的沾溉。”而宋克在草书上的大胆创新,虽然源自赵孟頫、康里巎巎一脉,但他将这种创新和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不仅将章草与狂草的用笔、结体完全融合无迹,更在用笔上间杂诸体之采,成功的增加了书法艺术的观赏层次和观赏意趣,奠定了宋克在明代书法领域的地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

      商辂在其《杜甫壮游诗卷》跋中云:“其书鞭驾钟王,驱挺颜柳。莹净若洗,劲力若削,春蚓萦前,秋蛇绾后。远视之,势欲飞动,即其近,忽不知运笔之有神,而妙不可测也。我朝英宗御机时,宸翰之暇,偶见其书,叹曰:仲温何人,而书法若此!真当代之羲之也。”可见宋克在明代书坛的崇高地位。

      其后沈度、沈粲、解缙、张弼乃至明末的祝允明、徐渭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其影响,这种影响在《宝贤堂集古法帖》卷十二也得到了一些体现,其中沈度的作品是其难得的行草书,提按分明, 运笔便捷利落而沉实;线条轻重,粗细有变化,其收笔、落笔、撇捺、转折勾挑处,既有法度,又不刻意做作,字中牵丝搭笔,显得十分自然。颇具晋唐古法,又有子昂笔意,唯更加娴熟,除一点气息外,似乎看不出宋克更多的影响。沈度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台阁体书家,被明成祖称为“我朝王羲之”,他受宋克影响较大的是脱略台阁束缚的小楷《圣主得贤臣颂》和草书《朱熹感寓诗八首并序》手卷( 与其弟沈粲合作)等,气格古雅清逸。而解缙之作受宋克草书影响更加明显,书体草中有行,行中有草,线条流畅,体势舒展, 纵横坦荡。就《宝贤堂集古法帖》所收录的作品来看,依然逃不出宋克草书的影子,流露出中锋用笔,圆转纯熟, 行笔迅急, 气势奔放,犹如泉涌, 一泄到底, 极富于抒情的特点;笔画粗细不一,曲折多变,含有章草基因;有时笔画颠狂翻腾,错综桀骜,特别是竖画的纵笔,毫不迟缓,一蹴而就。张弼的作品更是如此——明代的许多草书家在取法和气息上都与宋克相通。

      明代草书中以宋克, 祝允明,徐渭为例,三者虽然风格差异较大,但仍有迹可循。宋克草书学二王而得“苍”,实乃其以章草之笔法参之所得; 祝允明得“古”, 乃其取法章草, “归宿晋唐”所致; 徐渭则用笔、结体以二王、米芾、怀素为宗,间杂索靖章草,得其“古”,表现出奇古的特征。然三者均吸取了章草结字用笔之法,气势豪放,表现出苍古纵逸的艺术追求。在章法上,宋克草书成纵势,将章草、狂草、今草加以混合,使之既有上下映带,起伏连绵之势,又有波磔之“顿”,增加了稳重感和章法上的“层次感”、“观赏性”;而祝允明草书则整体成纵势,单体略扁,“点”的变化运用打破了固有章法的格局和划分,使黑白的分布显得更纵横交错,富有层次之感;徐渭则草中夹行,偶见章草,在纵势中显横撑奇古之态,重笔长势的运用呈现出的强烈对比,丰富了章法的内涵。

      从明代草书这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其发展趋势,即注重章草,兼收诸体,杂糅而通会,古质且新奇,在丰富了观赏性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草书的表现力。而这一切,都是自宋克开始并潜移默化的影响明代书家的。

      (刘瑞鹏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