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刻字理法 彰显民族特质
王志安现代刻字艺术解读
星火燎原 王志安
王志安是当今我国现代刻字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义形刻字创作”理论既是一种创作思想，又是一种创作方法。他将现代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理论成功地运用到刻字艺术之中。技法精巧，见解独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刻字理论体系。近年来，其理论紧随时代并身体力行，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其作品的艺术独特个性，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创新性，诠释了自己的现代刻字理论。
解读之一：义形刻字创作
王志安的“义形刻字创作”艺术思想是“思想性、主题性、意象性、哲理性、学术性、构成性”的高度统一。其核心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而“义形创作”的 “义”和“形”却赋予了它新的丰富的内涵。“义”是文学内容，是含义，是思想，是主题，是哲理，是情趣，是审美，是正义，是道义，是正道。同时，“义”又要体现中国元素，中国传统美学、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哲学特质的民族性。这种 “义”的丰富性、深刻性、民族性，是形而上的思想和境界，它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和中国味道，并且是积极向上的。
“形”是现代刻字的形式语言。它是以汉字书法艺术为创作基础和主体，以汉字的可认读为前提，充分利用点、线、面、色的特点，在有效的空间中，按形式美的法则，利用现代构成原理、方法，调动各种构成美的手段，借鉴其他姊妹艺术元素，创造具有时空特点的，崭新的现代刻字美的艺术作品。在作品中体现书法美、刀法美、肌理美、舞蹈美、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雕塑美、装潢美、平面构成美、立体构成美、色彩构成美等有机整体的和谐美。形成了独立的特色鲜明的艺术形式，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其中，以汉字为素材的可认读的主体性要求确保了现代刻字是中国书法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不是工艺品，不是抽象派、印象派等其它门类的艺术。
“义形刻字创作”包括三个层次含义：第一是主题性创作；第二民族性创作；第三是“义”、“形”统一的创作。
刻字作品《连续，传承》
主题是作者要表达的核心，其“意”、“象”、“情”、“景”、“境”的表现，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通过“义”、“形”共同来表现的。也就是说“义”、“形”分别都要为主题这一核心的表达发挥各自的作用。在主题创作中，涉及到文学内容和主题关系易混淆的问题，作品的文学内容和主题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文学内容和主题都在表达着思想；不同点是文学内容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内容，是字面所反应的人们共同的思想、观念层面的东西，而主题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炼，带有作者主观倾向的思想、情趣、境界。同一个词，同一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经验积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同一概念，对同样一种文学内容，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主题提炼，这就是主题与文学内容不同的地方。“义”包括了主题和文学内容，义不等同于文学内容之意。这也是王志安用“义”字的独具匠心所在。
民族性创作是王志安 “义形创作”的重要思想。他力争使自己的现代刻字在艺术风格上，强化民族性，拉大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刻字距离；拉开与传统刻字的距离。使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真正成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民族性艺术。
王志安“义形创作”的宗旨是实现“义”“形”相统一的创作。“形”诠释“义”，“义”统领 “形”，进而表现主题。“义形创作”使“义”和“形”再不是单摆浮搁，互不搭界的自我展示，而是有联系，有补充，有关照的有机整体。使形式的每条线都在诉说着“义”，每个点都在表现着“义”，每块色斑都在展示着“义”，每个刀痕都在表达着作者的情趣、意向和理念。如果“义”和“形”毫不相干，或过分夸大形式美的独立性，甚至将它奉作审美的唯一对象，那就势必将艺术引向西方形式主义的歧途。而避免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作品的“义”，以中国美学和传统文化的“意、象、情、景、境”去深化、限定、引导“形”的打造，使“义”和“形”统一起来。
刻字作品《阳春二三月》
在具体的创作中，“义”又有具象和抽象之别。具象的可由意象的手法来表现。具象的“义”都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或有形态色彩；或有史实故事。《锻造·器》就会让人联想到熔炉，想到火，想到烧红的钢铁。要成器，就要千锤百炼。看到内容，其形其色就会有所展现。这种“义”和“形”联系密切，构成起来相对容易，那么 “义”的抽象表现起来就困难得多。
抽象“义”的表现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深境界，“义形创作”就是要将抽象的“义”转化成一种可感的形式。“义”的抽象要用象征手法，用意象，用抽象，用心里感应的通感等手段，把内心深层次的理解用视觉的符号表现出来。不同的点、线、面、色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特性。心灵的震颤用抽象的点、线、面和立体空间来表示，用相应的色彩去表现，这需要的是修养，是经验，是技法，是理念。抽象的思想、情感用抽象的形式和色彩去表现，用立体起伏的节奏，用线的疏密，用形式主体的选择，用线的粗细对比，用骨架的走势，用刀法处理的机理，用色彩的错综明暗，用形象、意象、抽象或象征的创意以及诸多因素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表达义的丰富内涵和内心世界的微妙。这种微妙的表达又是一种心理的默契，会将人带入神妙的艺术世界。王志安的《隐现·神龙》用了大面积的灰色来表现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莫测的境界。
解读之二：对比 呼应 协调
王志安提出了现代刻字艺术形式美对比、呼应、协调的三个要点及运用方法，并且阐明了在刻字艺术实践中这三个要点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艺术思想。
作品构成中的对比，就是寻找不同，制造不同。一个形体中有了对比，就有了阴阳，有了阴阳就有了生命。阴阳是万事万物构成的本源，艺术家则是运用体现阴阳的对比来创造刻字艺术品，对比的形式千变万化，呈现的形态也会变化万千。
刻字作品《隐现神龙》
王志安在强调对比的同时，提出呼应和协调。对比要呼应，呼应中有对比；对比要协调，在协调中制造对比。对比有了呼应，才能保证阴阳对比的合二而一的整体性。对比中包含着呼应，呼应制约着对比，作者才可以站在整体“一”的高度，来考虑对比。如果不讲究呼应的对比，对比没有呼应，构不成呼应，有机的整体就不会形成，艺术品也就无从谈起。
艺术作品的对比，常以对立的面目出现，暗含着呼应和平衡。人们常常将对比与呼应分开理解，是不正确的。艺术对比的本质是补充、是配合、是关照、是扩展、是个性的张扬。有呼应的对比是创造具有生命力美的重要手段。一幅现代刻字艺术作品，是由不同的层级的对比关系构成的。整体的对比，整体与局部的对比，局部与局部的对比，大势的对比，小元素的对比，平面的对比，立体的对比，色彩的对比，一处与多处形成对比。形成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对比关系。并且是呼应的，关照的，平衡的，协调的。这才是创造美的对比。仅就刀痕的对比来说，不同方向刀痕的对比，刀痕与撕裂肌理的对比，刀痕的宽窄对比，刀痕的整碎对比，刀痕的深浅对比，不同层面的刀痕对比。当一处刀痕符号确立之后，随之就考虑如何去对比，形成有机的具有生命的美的单元。
呼应中有对比，使呼应有变化，有情趣，形成丰富的生命体。作品中的形式元素不能孤立存在，要有呼应。 近对立，远呼应。并且，呼应讲究连续。连续是衔接，是桥梁，是过度，使呼应形成一个整体。例如，只有两点的呼应，中间的连续点可以人为的制造，可制造实体点或虚拟点。使呼应有了连续，体现哲学审美“三”的重要理念。
王志安十分强调统治全局的整体感的元素。呼应元素的选取制造很重要，相同、相近的形式符号是呼应的基础，用呼应元素将作品整合起来。首尾的呼应，照应，是整合作品的重要手段。点、线、面、色彩都有呼应，并且有呼应的连续。如：点的呼应和连续；形式主体的呼应和连续；密的呼应和连续；疏的呼应和连续；圆弧的呼应和连续；直线的呼应和连续；斜线的呼应和连续；底面的呼应和连续；板面的呼应和连续；字面的呼应和连续；色彩的呼应和连续等。如果字不重叠、不连接，必须有面的介入去增加作品的整体感。
对比要协调。协调是艺术作品对比要达到的尺度。对比一旦达到了协调，合理了，美就产生了。协调是检验对比成功与否的标准。由协调的对比而形成的整体是美的整体，是艺术家追求的最佳艺术境界。协调中有对比，在协调中扩大对比范围，增加对比种类，增加美的元素，作品的艺术价值就会得到提高。
解读之三：骨骼 疏密 主体
木板的宽窄大小薄厚，文字内容以及文字的多少确定之后，设计的第一步就是骨骼的确立，这是平面设计的开始。骨骼勾勒出主体大的走势，总体的布排，解决整体着眼的问题，这一步十分重要的。没有全面安排，没有总体设计，没有站在大局的视角来思考、布排、统筹，就会顾此失彼，阴差阳错，陷入混乱。
骨骼合理，健全，画面才充实。成熟的骨骼有单一骨骼，直线骨骼，复直骨骼，井字形骨骼，回形骨骼，C形骨骼，U形骨骼，v形骨骼，S形骨骼，视幻骨骼，放射骨骼，错视骨骼等。王志安的作品《序曲·阳春二三月》，从左上向右下，用三个逐渐放大小面形成放射骨骼，从右上向左下用笔划组合形成放射骨骼。根据阳春二、三月的内容，展开对其义的诠释。春天是希望，作品选用了嫩绿色彩，布撒着鲜亮的意象晨光，当第一眼看到清新的作品时，心灵似乎受到了一次洗礼，精神为之一振。作品两种骨骼交错，春光和嫩绿相交融，象征着“阳春布德泽”意境，表现春光、阳春恩泽大地意象情趣。他运用这样的形式语言诠释着作者对作品“义”的理解，作品呈现的是春天，是早晨，是希望，是序曲，是一切美好的开始。
刻字的骨骼如同山峦的峰脊线，靠近脊线的纹理会密集，远离的会舒展，刻字的骨骼决定了部分大的疏密关系，黑白关系，虚实关系，强弱关系，参差关系，字面底面关系。
疏密安排。疏密本属于对比范畴，王志安把疏密单独列出来，就因为它重要。疏密是对比中的大户，疏密是造成形式美的重要手段，古人讲的 “密不透风，疏可跑马”，意在强调疏密在形式美创作的作用。刻字作品中大局的疏密关系，是十分抢眼的，疏密与强弱，主次，形式主体密切相关联。除此之外，局部，局部的局部依然有疏密关系，合理的疏密会使作品有节奏感，音乐美就此产生了。
形式主体。王志安在作品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形式主体，如同一个人的脸，见到一个人，首先应当看的是脸。作品要设计出这样一张脸，这就是形式主体。如果没有主体，或者多个主体，作品都是不成功的。点能够形成聚焦，容易形成形式主体。当然，一些直线、曲线、块面依然可以成为形式主体。这种形式主体也可由色彩来表现。王志安的作品《星火燎原》，一眼看到的火红大点则是形式主体。作品运用苍茫、浑浊的冷色，象征着荒芜的旧中国，红色星火起来，形成一种燎原之势，象征革命事业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
解读之四：主次 强弱
主次、强弱是相辅相成的两组概念，又是对比的两种形式。刻字艺术具有四维特点，有长度、宽度、高度三维之外，还有时间维度。在立体构成中，“强”一定在抢眼的显著位置，在立体空间中处近的位置，时间是短的。处于主导地位的一定是强的；强的也一定是主的部分；属于次要位置的一定是弱的，时间是长的。王志安这种强弱、主次的理念，使立体构成具有可操作性。哪些地方低，哪些地方高，哪些地方远，哪些地方近，哪些地方实，哪些地方虚，哪些地方亮，哪些地方暗，自此有了遵循。
解读之五：面是大形式要素
王志安十分重视面的作用，认为面是大的形式要素，面在形式构成的作用很大。面有几何面，有机面和虚拟面三种形式，面有不同形态，不同大小，可在不同的层面中体现这些面。面的个性是稳定、充实、厚重。对细碎的点线有整合作用，对飘逸的弧线有稳定的作用，对空白有补充作用。不同层次各种面在作品中会增加作品的生动性、丰富性，可以使作品生发奇趣。有时面已超越了字的构成，而成为上一层面的构成因素。
王志安的艺术思想和艺术理论是比较系统和深刻的，还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和实践需要去思考、探究、解读，如色彩的选择运用，精神空间的营造，次序排列形成作品气势等等这有待于现代刻字艺术理论家们去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